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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ma Claussen, Politics and 'Politiques' in Sixteenth-Century France: A Conceptual History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21


近年来,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无疑是语言学转向。受维特根斯坦、奥斯丁等人的影响,研究者越来越关心在思想的构建过程中,语言所发挥的作用。波考克、斯金纳、基斯·贝克尔(Keith Baker)等人的研究均表明,思想命题的构造、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都依赖于语言。

所谓语言,可以是一套词汇,也可以是一组隐喻,或是某类题材。人们依靠这些语言,从事写作,表达思想,塑造对现实的认识,界定了所身处的状况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。此外,语言本身就是与权力和政治密切相关的要素,既是合法性的表征,也蕴含了人们对情景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待。最后,言说也是一种行动,“文本有多少种语言,就有多少种行动”。对这些语言,尽管当时人很熟悉,后世却已陌生。因此,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读懂语言,读懂的前提则是意识到语言有历史维度,因为它代表了“由社会安排、历史事件、公认的价值和它能够言说的思维方式所组成的过去”(Q. Skinner “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,” History and Theory, Vol. 8, No. 1 [1969], pp. 3-53;波考克,《德行、商业和历史 : 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》,冯克利译,三联书店,2012,18-19页)。

语言学影响与剑桥学派特色并存

收入“语境中的观念”系列丛书的新作《十六世纪法国的政治与“政治家派”:一部概念史》(下文简称《政治》,引用仅标注页码;在法语中,“政治”一词的变化极多,含义也很复杂,因此《政治》保留法语原词。为方便阅读,书评统一译成“政治”)是一部既体现语言学影响,又具备剑桥学派特色的思想史作品。作者艾玛·克劳森(Emma Claussen)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,如今以“英国国家学术院博士后研究者”的身份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。《政治》是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,考察了1568年至1594年间“政治”(politics、politiques)一词的含义及其复杂的衍生用法。

在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术语中,“政治”一词集中体现了政治思想从古典到近代的演变。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翻译与传播,“政治”(politicus)最早出现在十三世纪的文本中,十五世纪,这个词以及其对应的拉丁语civilis才逐渐被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话语体系中。“政治”有两层基本含义。首先,它指一种知识对象,即政治学。所谓政治学,就是“城邦的科学”,这被视为“最崇高的和最高贵的科学”,是“最根基的和最具有建设性的”学问(转引Nicolai Rubinstein, “The History of the word politicus in Early-Modern Europe,” in Anthony Pagden ed.,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-Modern Europe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7, p. 42, note 2)。“政治”的另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权力受到限制、统治基于民众授权并体现公善(common good)的体制,与意大利语civil和拉丁语civile同义。与此相关,“政治”也意味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。因此,凡是能被称为“政治的”的政体就是好的政体,一种体现了古典共和精神的政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十五世纪英国人福特斯丘(John Fortescue)把统治基于人民同意的英国政体称为“政制”(regimen politicum),而把法国的君主制称为“王制”(regimen regale),因为法国国王只根据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统治(J. H. Burns, “Fortescue and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Dominium,” The Historical Journal, Vol. 28, No. 4 [Dec., 1985], pp. 777-797)。“政治”一词在十六世纪发生根本转变。思想史家维罗里(Maurizio Viroli)认为这是思想史上的“革命”。他说:“在此革命之前,政治一词只有一种正面的意思。但在此次革命之后,‘政治’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,只有负面意思。三个世纪以来,‘政治’一直享有最崇高的人类科学的地位,但在此次革命之后,‘政治’变成了一种卑劣的(ignoble)、堕落的(depraved)和肮脏的(sordid)活动,它不再是对抗压迫和腐败的最有力的手段,相反,‘政治’是把压迫和腐化永久化的技艺。”(Maurizio Viroli, “The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 of Politics,” Political Theory, Vol. 20, No. 3[Aug., 1992], p. 477)

艾玛·克劳森的《政治》一书考察了法国宗教战争时期“政治”一词所发生的“革命性”变化。为何选取法国作为个案?因为,在法语中,“政治”词义的演变“既典型,又不寻常”,既体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政治研究复兴的影响,同时也表现出法国独有的特点,作为形容词的“政治”和作为名词的“政治”之间,以及抽象的“政治”和具体所指的“政治”之间,始终存在着含义的重叠以及指涉的不稳定。在宗教战争期间,“政治”用于具体所指时,一般指那些倾向于和谈、放弃暴力的人,其中既有温和的天主教徒,也有新教徒,他们支持亨利四世改宗。这些人被称为“政治家派”(politiques),遭到了天主教徒的抨击,因为他们为了政治利益,不惜牺牲宗教虔诚(导论第x页)。要言之,法语politique有多重含义,而且这些含义之间存在“高度重叠”。这些含义包括:“政治科学、君主制度、威权政治、非精神权威、正义、宽容、政治家、政治行动者、领袖、管理者、律师、雇佣文人、伪善的敌人、无神论者。”(11页)基于上述原因,作者认为,对理解“政治”一词的演变而言,法国是一个非常有“渗透性”(permeable)的个案(导论第x页)。

《政治》全书的论证结构

全书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“政治问题”扼要阐述了法语中“政治”一词含义的变化及其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使用情况。作者特别指出,“政治”一词进入法语,与法国文化在十六世纪中摆脱拉丁传统,尝试与希腊文化建立联系有关。作者强调,在宗教战争前,在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帕斯基耶、纪尧姆·比代、拉伯雷等人的使用中,“政治”有积极的一面,意思是基于现实,调和统治智慧与哲学智慧、既定法律与君主决断(75页)。这既是立宪君主制思想的延续,同时也是在为正在崛起的穿袍贵族铺设新的身份。不过,积极的一面也预示了此后不断凸显的负面色彩,因为调和也意味着放弃原则与虔诚,挣脱宗教束缚,“政治”从而变成“用心机、耍手腕、玩谋略”(55页)。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勃兴的对话体文献中,后一层含义尽管并不突出,但已经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担心。他们觉得,“政治”一词好似法语这片繁花似锦的花园中,一株败坏景致的“语言杂草”。帕斯基耶认为,语言的多样性本身不是坏事,但当这类词与现实发生联系时,便会导致“自我分裂”(se bigarrer)。在《法国研究》(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)中,他写道:“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法国,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两个对立的党派:雨格诺派与教宗派(Papiste),也称天主教派,就像在花圃中生长出来的偏斜的分支(rejettons de partialitez)。”帕斯基耶认为,对统一的共和国而言,语言的歧义会导致灾难:“当人们看到民族若用有偏袒的语词(mots de partialitez),无论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他们的语言,就会自我分裂。”(39-40页)“自我分裂”成为“政治”一词挥之不去的负面性。语言的歧义与现实的分裂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相互激化的可能性。

《政治》第二部分共两章,聚焦1568年至1578年,分别考察了天主教徒和雨格诺派的政治写作。第三章分析博丹的《国家六论》和勒罗伊(Loys Le Roy)对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的翻译。这两部作品有共同的旨趣,即不同程度上摆脱古典的束缚,重新界定“政治”知识的目的与实践。博丹和帕斯基耶一样,注意到观点不同的“政治著作”或“政治哲学”会“扰乱或倾覆伟大政体(beaux Estats)”。他把“政治”(politica)一词理解并翻译成“审慎的”或“审慎的立法者”,其重要作用是“不引起叛乱”(111-112页)。勒罗伊对“政治”的理解饶有趣味,体现了法语中该词阴性、阳性的高度重叠。在他看来,“政治”若为阳性名词(le politique),指身份,即政治家,这类人把政治知识灵活变通地应用于现实;“政治”若为阴性名词(la politique),体现弹性与兼容性:既能审慎地应对当前问题,又具有预见未来的睿智,既有变通,也符合美德(113页)。第四章分析两份雨格诺派的政治文本《法国人的警钟》(Le reveille-matin des Fran?ais,匿名)和古拉特(Simon Goulart)的《回忆查理九世治下的法国》(Mémoires de l'Estat de France, sous Charles Neu?esme,注:两份文本标题拼写有误,原本如此)。这是宗教战争之前传播最广的小册子。两份文本都采用对话体,不同的对话主体代表不同身份。比如《法国人的警钟》中对话的四人是:Philalithie(爱好真理的人)、Historiographie(历史学家)、Politique(政治家)和Daniel(预言家)。在这两份小册子中,通过雨格诺派的自由精神和反抗理论融入为法国制定的、旨在摆脱当前混乱的“政治法”(loix et ordonnances politiques)。“政治”表现为对现实的干预和对未来的展望,是一种积极的组织力量。可见,天主教和新教对“政治”的理解有所不同。在博丹和勒罗伊的写作中,“政治”主要是一种知识,它逐渐摆脱“君王宝鉴”(miroirs des princes)的传统,成为一门有适当的对象、合适态度与行为标准的知识体系(104页)。雨格诺派对“政治”的界定,更倾向于行动与实践,而不是知识,体现介入现实,改变现实的能动性。在宗教战争之前,分歧已然存在。

《政治》第三部分关注1588年至1594年。这一阶段是“政治”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。在外部世界和政治事件的激化下,该词内在的负面意涵进一步发酵,出现了维罗里所谓的“革命”。其时代背景是,亨利三世被逐出巴黎,天主教同盟领袖吉斯公爵被暗杀,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在第五章中,作者考察了两类文本。首先是1589年前后问世、标题中带“政治”(politique)一词的小册子(参175页的表格,共计十九份)。作者发现,与前一阶段的情况不同,“政治”完完全全成了带有破坏性的名词,指的不是知识,而是一切应当被排除、被清除的对象,不再用于自称(being),也不是为新兴的穿袍贵族辩护,而是用于他指(naming)与“人们所称呼的”(on appeller)这样带有贬义意味的表述连用(174、176页)。而这种负面性主要源于“政治”的含义含混不稳定。1588年的一份文本《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信仰和宗教:包含对他们异端邪说的驳斥》(La foy et religion des Politiques de ce temps.Contenant la refutation de leurs heresies)形容“政治”为“混合的商品”,是一家“摆满了各类麻醉剂的商店”(176页)。“政治”的这一负面形象更具体体现在作者考察的第二类材料中:木刻版画(woodcut on paper)。作者从收藏家德勒斯托(Pierre de l'Estoile,1546-1611,Les belles figures et drolleries de la Ligue, édition critique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préparée par Gilbert Schrenck, Paris: Droz, 2016)的藏品中,选取了两幅有代表性的版画。其一是“倒置的锅”(179页,见图一)。根据作者的解读;锅象征法国,周边扶着锅的是被天主教抨击的“政治家”,地上还有两三位围着锅而坐、哭啼不止的教士。整幅图像的寓意是,锅既已颠倒放置,很难保持平衡,这是在讽刺那些抛弃了宗教的“政治家”徒劳无功,不可能恢复国家的安宁与秩序。在第二幅图像中,“政治”被刻画成希腊神话中的海妖(Syrene),或是希伯来神话中的“大衮”(Dagon),头发是蛇,像美杜莎,上半身是女性的身躯,下半身是长成鱼身的两条腿(197页,图二)。“政治”由女性来表征,意味着有别于上文提到的男性的“政治家”,这只能是一种令男性误入歧途的糟糕的“政治”。海妖手持水瓶,说明“政治”只喜欢美食,而不是美德。她靠尾鳍支撑,摇摇晃晃,因为她“是一个作伪证的人”。海妖周围是一群吹泡泡的孩子,他们是“管理共和国的人”,追求的是泡泡象征的虚荣,而不是上帝的事业。这幅图像凝聚了对“政治”的多重恐惧:作为隐喻,“政治”这头怪物不是来自对未来的幻想,而是出现在真实的共同体内,既是一个混合体,也是代表了混合本身,不是一种恶,而是各种形式的邪恶的集合(196-202页)。

图一:《被雨格诺派、政治家派、无神论者、埃佩农公爵派(Espernonistes)以及不信教者倒置的锅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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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:《政治(Politique)的画像与描述》


《政治》最后一章考察两部篇幅较长的对话《马赫斯特与马南的对话》(Dialogue entre le Maheustre et le Manant)和《梅尼普斯讽刺集》(Satyre ménippée)。1593年,宗教战争即将结束,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后,亨利四世在巴黎城外安营扎寨,但始终无法入城。天主教同盟在巴黎城里召开全国三级会议,准备选举新君主。次年,亨利四世改宗,入主巴黎。这是上述两份对话出版的背景。辩论双方进行会面,这本身就有象征意义,预示着短暂的休战,且双方都希望用语言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,回答“我们是谁”(ce que nous sommes)这个问题(206-207页)。但是,共识难以确立。无论指代身份(政治家),还是指代行动与决策(政治、谋略),“政治”的定义始终是双方争辩的焦点。在《马赫斯特与马南的对话》中,支持亨利四世的马赫斯特(Maheustre,注:该词原指亨利四世军队中的步兵所穿的衣服,在当时流行的小册子中,含义与politique基本上等同)和支持天主教的马南(Manant)围绕着“政治”一词,展开辩论,针锋相对,寸步不让。马南将“政治”与“异端”“无神论者”“贪婪”“野心家”等词连用,马赫斯特则把“政治”视为“朋友”“盟友”(212-213页)。马南把亨利四世改宗视为空洞轻率、毫无意义的行为,认为能够随便做出这类“政治”行为的人,是“放荡的男人”,巴黎城若向他投降,便是“纯洁的女子”嫁给“放荡的男人”(225页)。分歧意味着天主教徒和雨格诺派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。《梅尼普斯讽刺集》(注:在当时Satyre ménippée指一种特殊的文体,混合了诗歌与散文)记录了一场发生在全国三级会议上的对话,一方是天主教同盟代表,另一方是第三等级代表上校德布雷(d'Aubray,该人同样代表军队,指游击队)。这是一份深受拉伯雷影响的狂欢式的作品,充满了想象力和各种风趣且幽默的隐喻。文本最后是德布雷的发言。他代表了“政治”立场,支持改宗,认为要实现和平,必须要改变神学至高无上的位置,将“国王的职责置于忏悔的良知之上”(208-209页)。《梅尼普斯讽刺集》支持亨利四世改宗,因此文本所呈现的“政治”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正面的、积极的含义,代表正直忠诚的公民形象(213页)。在这两份文本中,“政治”的含义游移不定,这本身“就是一个密码,代表了公民的美德(朋友、贵族、有产阶级)或超越宗教、超越公民领域的东西(无神论和异端是对上帝的罪,煽动者和敌人是公民和国家的犯罪)”,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,指涉什么,“完全取决于描述”(218页)。作者还深入分析了文本如何通过不同的修辞方式,尤其是“转谓”(paradiastole),展现“政治”一词如何阻碍不同派系之间达成共识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马赫斯特只得放弃通过言辞和对话寻找共识的希望,他对马南说道:“只有利剑才能改变你。”(226页)

在结论部分,作者指出,在十六世纪的法语文本中,“政治”一词之所以越来越重要,因为它构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支点,代表了一个特别紧迫的意义问题。围绕这个词展开的写作、言说与对话本质上是在寻找认同,追问“我们是谁”。因此,“政治”一词是“一种事件,与生活现实相连,并影响生活现实,提供了探索和协商集体与个人身份的手段”。同时,这又是一个“极具流动性的词:它是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本身,是务实、妥协的化身,是复合的、碎片化的政治体的化身,也是协商本身。它既是认知的主体,也是被认知和(重新)认识的对象”(239页)。在作者看来,“政治”一词含义的多变、不稳定,既是宗教战争前后国内分裂的表现,也传达了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悲观主义。而对后世而言,十六世纪关于“政治”的写作有两笔重要遗产。首先,“政治”一词的阴阳性以及“高度重叠”的意思,持续影响后世的思考,这在施密特的《政治的概念》、罗桑瓦隆的《迈向政治的概念史》中均有表现。其次,政治既是语言,也是行动,语言就是行动(parler,c'est agir),显示了“群体或是单个人(le politique)在政治家形象的谱系中以及在欧洲政治想象的历史中,既重要,又持续发挥影响”(253页)。

语言学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

《政治》一书体现了语言学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。作者指出,大部分语词都有不止一层意思。不同意义既相互关联,但也不完全一致。所以,语词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是不稳定的,缺乏对称性,既方便了语词的灵活使用,也为歧义与对峙创造了条件。“政治”一词有两种对立的意思,其一指“公民的”,接近civile,属于共和主义的传统,第二层意思接近政客,指那些把现实利益置于宗教或道德原则之上的人。围绕“政治”展开的小册子论战,核心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吸纳与排斥、界定与拆解,辨析既作为一种知识(“政治科学”),又作为身份(“政治家”或温和的“政治家派”)的“政治”。伴随不同势力和不同观念的角逐,“政治”论战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意义、合法性以及身份认同的争夺,必伴随着难以摆脱的不确定性,不仅是宗教战争时期天主教派与温和派争夺身份与意义的对象,也成为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重新阐释的对象。

《政治》进一步认为,语词的不稳定既是政体不稳定的原因,也是结果。作为原因,语词内涵的歧义引起界定和指称的不稳定,导致了寻求共识的艰难。作为结果,宗教战争前后,身份意识动摇,政治联盟关系变动不居,现实的不稳定进一步激化了语词在使用与指称方面的不确定,意义与现实之间始终无法确立稳定的对应关系。作者指出,政治与语词的关系极为紧密,语法与国家相互交织,“国家就是语言结构,它的稳定性在于对其术语的有效界定”(229页)。权力僭越同样也是对语词含义的颠覆。《梅尼普斯讽刺集》将语词和权力联系,抨击天主教同盟的领袖马耶纳。文本指出,马耶纳身份是lieutenant(副官、代理长官),这个词的原义是某人代表另一个人占有(tenir)某一位置(lieu),马耶纳只能代表国王,得到国王的授权,才能成为真正的lieutenant,而他现在则是自视为王国的领袖,事实上是代表某一无生命体(国家)掌权,超越了lieutenant一词的意思,他的行为也是真正的篡权。

《政治》对语词和文本的理解,也有独到之处。作者把“政治”视为“话语经验”(discursive experience),始终以话语为媒介,并由话语创造,始终处在“对话的光谱(dialogic spectrum)上”(第6页)。对话不仅存在于文本内,还存在于文本间,通过吸纳其他文本的界定,进行反驳。此外,《政治》对文本的理解也很独特。作者认为,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场域(lieu),是一种“政治现象”(political phenomenon),是“这些友好的或敌对对话发生的地点,揭露、阐明和调整思想和对话者之间的权力平衡”(5-6页)。作者之所以这样理解政治、语词和文本,或许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作为一种文体,对话体不仅使用频繁,最能表达人物、思想和语言的交锋,而且也最能反映政治联盟的变化与不确定,传达认同身份的脆弱与内心的焦虑。其次,作为一部思想史研究,本书考察时段短,文本数量多,“政治”一词始终处在激烈的语义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前线,因此,通过一种动态考察,而不是聚焦经典文本,这种研究取向或许更能有效解释分裂与动荡时期意义的争夺。

《政治》不是单纯研究语词的变化,更是把“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词汇与可辨识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,既追踪语言对事件的影响,反过来,语词的使用是一个文学-历史事件(literary-historical event),既是物质的(material),也是非物质的(immaterial)”(24页)。通过把语词使用视为事件,作者试图把文本世界(the written)和真实世界(the real)联系起来。不过,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,也不是机械的,而是建立在书写的欲求和意愿之上。因为,十六世纪的作者对他们所处世界的碎裂,对语词及其所指对象之间的不稳定,对语词指称能力的欠缺,有着自觉且清晰的觉察。他们从不认为,他们所说的“政治”是唯一的、含义确定的“政治”,更不会认为他们借用“政治”一词所完成的指称过程是“政治”唯一能够指称的。文本中经常使用的表述是“所谓的‘政治’(les politiques qu'on appelle)”,这反映出语词的框定与指涉不过只是一次短暂的指涉,它将伴随着语词本身的流动性以及使用主体身份的多元性,而出现永不停息的震荡。因此,语词的使用和书写都是在一种控制、统一、争夺、怀疑的愿望中进行,都是以“言行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欲望受挫”(24页)。作者认为,《政治》全书都是在分析被失望主导的写作:“政治失败、未实现的理想、断章取义的文本、被扭曲的意义。”(255页)《政治》对大量言辞的解读和揭秘,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。比如《法国人的警钟》的主人公是一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匈牙利人,名叫Alithie。作者解释道,这个词代表真理,源于希腊语Aletheia,意思是真理或披露,与希腊神话中冥界的遗忘之河勒忒河(Lethe)所代表的“封闭、遗忘、隐藏”截然对立。作者指出,《法国人的警钟》之所以要安排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对话的主导者,乃是为了“消除那些多重、相互矛盾的意义对真理和意义统一性的掩盖,为了解决像‘政治’这样的词语中存在的遭遇与争论”,表征一个“真正的和合适的政治的愿景”,这同标题“警钟”(也可译成“唤醒”)形成呼应:警钟敲响,暗示发现真理的时刻(141-142页)。《梅尼普斯讽刺集》中使用的Catholicon一词更复杂。文本编者使用了该词的多层、互为重叠的含义,代指天主教徒言辞的腐蚀性。Catholicon有三层含义,首先该词源自希腊语katholou,指普遍的,与Catholicismus(天主教)同源,暗指天主教。Catholicon第二层含义是万灵药,被比作一群骗子向巴黎人推销的假冒的神奇药物。Catholicon的第三层含义指言辞,因为它也是《语法大全》(Summa grammaticalis quae vocatur Catholicon)这部辞典的简称。这部辞典于十三世纪出版,曾在拉丁基督教国家广泛使用,直至十六世纪仍旧在不断重印。叠加了上述三层含义,Catholicon于是在天主教(徒)、言辞、腐蚀与欺骗之间确立了联系,正如《梅尼普斯讽刺集》所言:“只要吃一粒这种毒药,那么无论你嘲笑的是谁,那个人一定会成为雨格诺派或是异端的帮凶。”(217页)

问题与缺憾

不过,《政治》一书的问题也很突出。

首先,本书考察时段很短,仅聚焦十六世纪后半叶,这种微观视角虽然有助于展现“政治”概念在语词争夺的强度与频度,却不利于充分表现语词概念的历史全貌。全书仅有三页(43-46页)考察十六世纪之前“政治”的含义,三页(15-18页)考察十七世纪之后的概念历史。就“政治”概念的“前史”而言,作者丝毫不提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,也未提及英法两国思想家就君主制是“政制”还是“王制”的争论与分歧。另外,就“十六世纪法国政治写作的遗产”这一问题,作者的分析也不够透彻。实际上,在启蒙时代,“政治”内在的重叠歧义得以延续。比如达让松在《法国古今政体论》中区分“君主制”(monarchie)和“王政”(royauté),并认为君主制允许民众参与国家管理,以至可将民主与民主制融合的设想,这体现的正是把“君主制”视为“政制”,以有别于绝对君主制的倾向,而这一倾向回应的正是区分“政制”与“王制”这一思想传统。此外,把“政治”视为一种身份,认为“政治家”是伪善演员的这层负面含义,在孟德斯鸠写于1725年前后的《论权谋》(De la politique)中也有所表现。事实上,这位政治思想家挖掘“法的精神”的目的之一,便是限制“政治”背后的权谋与权力欲。

过窄的时段不仅限制了考察“政治”概念的纵深维度,也无法充分展现语词意义的差异。比如,《政治》第二章考察概念前史,所谓前史,不过是十六世纪上半叶比代、拉伯雷等人文主义者的使用。作者试图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摸索出“政治”概念的截然不同的使用,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。更不可信的是,我们很难根据作者的考察,认为“政治”概念的歧义根植于晚近人文主义者的时候,而不是更早阶段。

此外,作者在论述某些问题时,内容有所重复,结构略显混乱。比如全书有两处叙述“政治”概念的历史,分别是“政治的历史”(histories of politics,7-12页)和“起源”(Origins,43-51页)。无论如何,前一部分所涉及法语“政治”一词含义的多样性,与后一部分“政治”的使用的历史,无法分离。分为两处论述,不仅影响阅读,而且不利于理解。另外,全书考察的文本大多为对话体。十六世纪中叶是法语对话文体繁荣阶段,这是当时社会心态的集中表达,也是考察争夺政治概念的重要场域。全书却未能就这一文体如何反映社会心态、如何有助于考察“政治”等问题,提供充分说明。

除了上述问题,《政治》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可商榷之处。这同语言转向后的思想史研究的整体问题存在某种关联。如上所述,语言哲学的研究证明语言在构建思想,塑造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以及对未来期盼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。秉承这一取向,《政治》的作者宣称,她将遵循“近代早期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历史化取向(historicising approach),关注‘政治’这一术语的内生性使用(endogenous uses),并从十六世纪的术语中挖掘其含义,而不是从我自己写作时对政治和权力的不同界定出发”(第10页)。所谓“内生性使用”指的是关注语词本身,不关注使用的人。从这一角度来看,《政治》实际上考察的是“语言游戏”:“政治”一词的多重含义,如何通过不同的修辞学,成为文本这一场域中意义与身份争夺的对象。不过,“历史化取向”的局限表现在,只考察修辞的干预,不关心干预的结果。作者尽管承认“对现实的修辞干预的潜力不仅涉及未来潜在的社会政治构架,也涉及现在对过去的记忆,毕竟这些记忆的‘真实性’”。但是,《政治》的分析始终停留在文字,并不涉及语词与现实之间的关联,也不关心“修辞干预”的实际效果。事实上,唯有把语词、意义以及发生在意义框架内的事件结合起来,才能展现“语言游戏”的实际效果。人生活在意义之网中,通过意义,构建起对外在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,界定了他们行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。而且,也只有通过意义,人们才能了解发生的事件,才能在彼此之间形成交流与争辩。语言赋予意义以具体的表达,也使这种意义能够以人们可以把握、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正如作者所言,国家即是一种语法结构。权力与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人们对意义和语法的共识。反之,在不断交锋和争辩中,语言不断被修辞操控,意义得以重新界定,其结果必将影响身处于意义之网中的人。由此观之,若《政治》一书能把宗教战争置于语词构筑的意义结构中,而不只是视为“语言游戏”的背景,充分考虑使用言辞的人,而不只是关注言辞的“内生性使用”,重新从语词意义的争夺中,探寻新的“政治”语词结构的稳定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“绝对君主制”如何可能,那么,作为一个个案,本书可能会为“概念的语言史”提供更有价值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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